2016年10月27日，由同济大学华体网页版、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主办的同济大学“治理与战略”青年工作坊正式拉开帷幕。第一期青年工作坊在同济大学逸夫楼410室举行，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副教授以“中国五代国关学人与当前理论创新契机”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学院院长助理孙明副教授主持。

      李巍从自己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认识和理解展开，讨论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代际划分及特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遇到的一些契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现状，并分享了未来学术研究的理想与抱负。李巍将我国国际关系学者按照教育、经历、知识特征以及出身等标准将划分成五代，并分别就五代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李巍认为，由于受中国自身宏观环境变迁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很难有原创性的理论。随着中国的崛起，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学术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的契机，中国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是自成体系，是以天下为中心，思考的是宗主国和藩国的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然而中国在该体系中一直是配角的角色。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演变成了国际体系的“造反派”。不接受，不了解，不学习当前的国际规则。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中国成为当时国际体系的融入者，开始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到现代，中国已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理论创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在21世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在于对制度设计的参与。大国之间新的权力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中国学者也获得了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些原创性贡献的可能。但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仍然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国际关系研究受到智库政策分析的冲击，西方主导国际关系学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现实也会增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难度。此外，我国大多数学者仍然把学术当成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这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学理上新思想的产生，学术研究需要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执着的精神追求。

      对此，与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特长出发，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代际的划分和学术脉络展开“头脑风暴”。外交学系王传兴教授对李巍老师提出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创新所遇到的契机表示赞同，但他也强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除了对制度性话语权方面展开研究外，也要更加注意理念上一些思考。华体网页版院长助理钟振明副教授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就“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处于低潮时期”这一现状，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等；而孙明副教授则建议在划分学者五代的标准上应更加精确，认为代际差异特征要区分三种效应，即时期效应、年龄效应、世代效应等。政治学系孙磊副教授强调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都是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式研究”，认为学者应该多注重于思想史的研究，理论创新必须与历史有深入的结合。

      外交学系系主任王存刚教授认为，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代际划分，并对学者的特点、独特性和新颖性展开分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王存刚教授也指出，该研究要多注意与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对接，对学者的划分不仅要认识到中国国际关系界内的代际传承，也要对与外界的互动进行描述。此外，王存刚教授还强调，学术还需要批判，否则学术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种批判是对学科，对历史的尊重，正是依据这种批判，我们才能找到未来的出路所在。

      同济大学华体网页版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教授指出，过去的学科建设不完整的原因一则是受制于教育体制，二则受制于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三场大的社会变迁的冲击。各种原因导致这一学科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他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不足的原因，在于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尊重和把握，因为中国学术的根基是建立在其文化的把握和理解基础上的，而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要能实现创新，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和理解；第二，对西方思想、话语、理论进行客观的学术评价；第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历史的基础上，中国真正的大学者应该从历史的研究中产生，唯有从历史当中才能获得真实而严谨的逻辑。

       同济大学华体网页版的其他青年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参与了本次工作坊，并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骞供稿）